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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1（第1页）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李耀正在省长楼三楼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范志鹏走过来汇报说：“老板，江左锰都开发集团公司的刘老板想见见你？”

李耀头也没抬，继续看着文件说：“是那个刘双城吧？”

范志鹏说：“是。”

李耀想了一下，知道这个时候来见自己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借机来送礼的。

春节前的这十几天，李耀家里每天晚上都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到家里来送礼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商人，多得他都记不清。

因为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刚坐了一会儿，那个又进门了，于是前面的人赶紧站起来告辞，给后面的人让地方。

有的人晚上去家里感到说话不方便，干脆追到办公室里。

所以，前几天一上班，那些厅长、局长，还有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们，坐在接待室里等着他会见的一大排。

前几年，李耀刚调来西江省工作，当分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逢年过节，到他家里看望的人实在是不多，因为他在西江省人生地不熟，和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员并没有多少。

等他当了江城市的市委书记，到了春节，就完全不一样了，江城市是省城，是全省最大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两百多万人口，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也是经济中心。

江城市委、市政府有几千个科级以上干部，许多人眼巴巴的，都希望自己的职务能够尽快升上去。

混到正科级的，就千方百计想着升副处级；混到副处级的，更盼望着升正处级；当了正处级的，还想着升副厅级。

在清水衙门当官的，就想调换到更有权力更得实惠的岗位上捞一把。

反正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谁当市委书记，谁就是老大，这个社会，都是老大说了算。

他们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有时候就是李耀一句话的事。

所以逢年过节，到李耀家里探望的人，一时间门庭若市，又让他找回了原来的感觉。

像李耀这种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官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能力，也会钻营。

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提拔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那个时候，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但是，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体不好了，知识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老干部要给年轻人让路，主动让贤。

各级领导班子要尽快充实一批年纪轻，有知识，有技术，在“文革”

期间没有参与打砸抢活动，是逍遥派的人。

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这样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唯一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张那个年代一般人没有的大学文凭，仅仅几年以前，他们拥有的这张文凭曾经为他们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走到哪里，他们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还会遭来一些工农干部的白眼和群众的冷嘲热讽。

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待见的人，是群众帮助和改造的对象。

但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一夜之间成了这个社会最炙手可热的一批人，上级组织部门仅仅靠一纸档案，就断定他们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虽然此前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或者是技术员，大部分都在生产的第一线，当组织上派人把他们从田地里、车间里喊回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纸文件，他们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许多从来没有任何领导经验的人，很快就做了副县长，县长，局长，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迅速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运气极好的，有幸被国家领导人看中的，就一下子进了中央，成了第三梯队，四十岁刚出头，就成了省部级干部，为将来接班，进入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个年代，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

官场上的风气也很好，大家都是简简单单的，请客送礼的情况很少，谁和谁感情好了，逢年过节到家里坐一坐，吃顿饭，感情就表达了，送礼更是简单得很，送几只老母鸡也行，送一只羊也可以，搬一箱饮料也行。

李耀这个农村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走上政坛的。

李耀记得，自己在老家的乡里当上乡党委委员的时候，没有向当时的乡党委书记牛德厚送过任何厚礼，那个时候的干部都非常正直，谁能不能提拔，关键是看能力，看群众基础。

当时李耀在乡里当团委书记，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好，连续两年都得了县里的先进。

所以，当上级来考核的时候，牛德厚说：“李耀这个孩子不错，有能力，工作也认真，他如果不被提拔，我们乡其他的人就更没有资格了。”

这样，李耀就被提拔成了乡党委委员。

后来，李耀看有文凭的干部开始吃香了，于是就决定考大学，因为他基础好，第一年参加高考就考取了省里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大学毕业，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他被分回到老家的地区。

人事部门一看他的档案，就把他分到了地区行署办公室，做了秘书科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