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7筹到了两百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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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刘玉婷的话后，杨氏父母马上警觉起来，说姑娘，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北京的大领导，这是法官判的，不关大领导的事。无论刘玉婷怎么哀求，杨家始终不肯向她提供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得到北京领导人的批示的信息。后来，刘玉婷才了解，郎市警方已经找过杨家，连哄带骗加威胁说警方会处理好他们的事情的，前提是不要去掺和刘家告状，否则后果自负。
见杨家不愿帮自己，刘玉婷决定直接去北京告御状，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上午11点左右，火车终于到了北京东站。刘玉婷背着行李，出了东站。刚出站口，她就感觉到有人盯梢。回头一看，她发现一个贼眉贼眼的中年男人不紧不慢地跟在她的身后。
刘玉婷有些害怕，急忙加快了脚步。可走了一段路，她发现那个家伙还是跟在身后。不能超人少的地方走了，得朝人多的地方走！她急忙往右一拐，朝广场快去走去。
毕竟是心脏地带，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见到那么多人，刘玉婷终于松了口气，开始观察那个跟踪自己的家伙。他还是紧紧地跟着，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侦探。难道，他是便衣警察？想到曾经在红色纪念馆碰过便衣警察，她的头脑中马上跳出一个词，让她惶恐不已。
遭了，如果真是便衣警察，那如何摆脱得了？刘玉婷左看右看，想找个可以脱身的地方。可是，偌大的广场，出了人来来往往之外，别无他物。情急之中，见旁边有个女厕所，她急忙走了进去。然后，她关好蹲位的门，急忙打开包，拿出一件风衣穿上，又把头发散开，戴上墨镜，昂着头大摇大摆地出了女厕所，拦了一辆的士，离开了火车东站。
透过玻璃，刘玉婷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疑似便衣警察还傻乎乎地守在女厕所门前。
终于摆脱便衣警察了！刘玉婷一阵高兴，她拿出地图，找到了国家信放局的位置，在宣武区永定门西街一号。因为担心坐的士要很多钱，她提前下了的士，想坐公交车去。
下了的士，刘玉婷向路人打听去信放局怎么坐车。好不容易，她弄清楚了，上了公交车。转了三趟车，她终于到了信放局所在地的附近。一下车，就有人迎过来，问她要不要住宿。
刘玉婷想马上去交上方材料，估计这事很快就会解决，哪里想到要住宿，马上表示拒绝。
午后，天气比较炎热，四周的人不是很多，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偶尔走过几个人，手里拎着文件袋或者背上背着行李包，边走边谈。再看两侧墙壁上密密麻麻贴着案情和请愿书，刘玉婷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上方村吧。
在路旁的小店，刘玉婷买了一瓶矿泉水，狠狠地喝了几口，感觉到心情好了许多。再看街道上，突然之间涌出许多人，三五成群，一对对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朝着一个方向涌去。一打听，原来是附近的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和政务院信放办到了下午上班的时间，上方的人也开始工作了——上方。
人越聚越多，像是乡下人赶集一样，很快，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小型闹市。其中，一段约莫100米长的接到最为热闹，三五成群，或坐或卧，或写诉状或感叹命运不公，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刘玉婷估算了一下，短短的街道聚集了三百到四百人。
再往前走，一条小胡同出现在眼前。胡同口有铁门，因为还没到上班时间，铁门上依然有一把打铁锁锁着。此时，人们已经蜂拥过去，挤在这条窄窄的胡同里。
这个地方就是被访民称作两办的地方，即中中央办公厅政务院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也就是国家信放局。胡同口外的马路上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警车，胡同口聚集了许多不像是上方人员的人。因为，上方者一般是底层老百姓，穿着褴褛，而这些人一般穿得像模像样。后来，刘玉婷才知道这些人是劫访人员，就是各地政府派出的拦劫上方人员的人。这些人员以乡镇干部居多，也有便衣警察，或者其它身份的人。
可能是因为刘玉婷看起来不像是上方者，通过胡同的时候，很多人打量着她，但没遭拦劫。这个胡同里，除了两办之外，还有宣武教育局等几家单位，进进出出的人不一定全是上方人员。所以，劫访者要对来往者作出一个判断，以免劫错了人，闹出是非。
随着人流，刘玉婷朝里面走了几十米，又有一群更加密集的劫访人员堵住了胡同。刘玉婷不懂，大步朝里面走去。那些人面面相觑，搞不清她是什么身份，不敢拦劫。正走着，人群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拽住了刘玉婷的肩膀，说这位女同志，你是哪里的？
这个时候，如果刘玉婷说她是北京人或者说在里面工作，甚至可以说也是劫访人员，他们通常就不会也不敢拦劫。很多上方者除了集体冲破围堵之外，还学会了一些防止被劫的小技巧。开始的时候，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说话径直朝里面走，后来这招不灵了，因为劫访者见不说话的就打。这些劫访者为了形成威慑力量，已经抱成一团，相互照应，共同起哄或者殴打上方人员。
可是，刘玉婷并不懂这些。见对方拽住自己，她眼一瞪，喝道，干什么？
对方愣了一下，说我问你哪里的？
刘玉婷本能地答道，江北省的。
人群马上像炸开锅似地，纷纷高喊，江北的，江北——随着叫喊声，人群中突然冒出三个人，一把抓住刘玉婷的胳膊，凶巴巴地说，江北哪个地方的？
见他们那个凶恶样子，刘玉婷已经害怕起来，但还是回答，说郎市的。
抓刘玉婷的人马上大声喊了起来，郎市的，郎市德尔，老谌——谌局长——
一个基层干部模样的人走到刘玉婷面前，细细打量了一下，没有说话。与此同时，那三个人拽着刘玉婷就往外拖。
刘玉婷急忙大声喊叫，说放开我，我要进去。
那伙人一边拖，一边说有什么话到外面说。
刘玉婷一边挣，一边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到了外面，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拿出工作证，说我是郎市信放局的副局长谌建伟，你是郎市哪里人？
刘玉婷扭过头去，拒绝回答。
谌副局长说，你是上方吗？
刘玉婷说，是的。
谌副局长说，你去郎市市委反映过情况吗？
刘玉婷说，没去过！
没有去过就是越级上方！你有权力上方，但没有权利越级上方！突然，谌局长抬高了声调，一副大义凌然状。
刘玉婷质问道，上方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力，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在这里阻止我上方？你凭什么在这里阻止我上方？
谌副局长恼了，大声吼道，凭什么？就凭我！我告诉你，你进不了，我既然在这里值班，你就进去不了！旁边那几个人又过去推刘玉婷，想把她推到距离两办更远的地方。
到了更远的地方，谌副局长又缓和语气，女同志，我让你学学信放条例，学完之后就可以让你走。实话告诉你，就是我不拦你，你进得去吗？这里面有三道岗，我要你离开，是关心老乡。我要是不管你，看你挨打不？跟我走，我带你去信放局！说完，他一示意。几个大汉过来，拎起刘玉婷就走，把她带到一辆喷有“安鼎护送”字样的白色金杯车前。
刘玉婷感觉到不对劲，忙说，我不要你们护送，要去我自己去。
话音刚落，两个身着黑着制服的年轻男子从车里冲出来，对她就是一吼，说快点上车，磨蹭什么！两个年轻男子所穿的制服在制式颜色上和特警制服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有个字，他们的肩章上写着“特勤”二字，而不是特警二字。
见他们面相凶恶，像不之辈，刘玉婷更害怕了，急忙转身离开。没等她开步，那两个年轻男子一把揪住她，像拎东西东西般把她拎进了金杯车。然后，那两个特勤人员分别坐在她的两旁，摁着她的双手，防止她跳车。
在车上，刘玉婷说，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少啰嗦，去了就知道。
刘玉婷大声抗议，说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
两个“特勤”恶狠狠地警告说，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囚车”(在刘玉婷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了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刘玉婷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
车越走越远，已经远离市区。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这是一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红色小铁门。此处共有两个出口，一处为一扇不到一米宽的铁门，从呆的地方通向铁门，需经过一个30米长的过道。过道不足一米宽，两旁有至少四米以上的高墙。另一出口就是刘玉婷进的入口，门上写有“外来人员禁入”的字样。
刘玉婷进去时，仓库里面已经关了约两百号人。因为新春刚过，气温还是很低，墙上虽然挂着空调，可很旧了，根本不产生暖气；被子又臭又脏，因为没有几，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初春，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才能勉强熬得住。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这样刘玉婷备受屈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
进去之后的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这样一来，所有被关押者暂时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一天、第二天，刘玉婷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饿得不行的她就去排队，想喝点稀饭，可排到尽头，却被告知没有。
你们要要不要让人活？刘玉婷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不服气上前嘴。这一嘴，马上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鼎安元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刘玉婷争辩，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刘玉婷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头破血流。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想再次向刘玉婷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见刘玉婷极不老实，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指着刘玉婷愤愤地说，老子要拘留你，你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刘玉婷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说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
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鼎安元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
即便刘玉婷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鼎安元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囚犯。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关押人有生意，鼎安元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鼎安元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据说，每个人每关一天，地=府要付给鼎安元200元伙食费。关一段时间后，鼎安元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当地政府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第五天下午，刘玉婷被押上了标有“鼎安元护送”字样的白色金杯车，说是送她回郎市。车上除了两个司机，还有四个眼露凶光的男特勤。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刘玉婷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首都北京到郎市市，一共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郎市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附近，郎市市公安局政委张宝珠带着几个人员在那里等。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鼎安元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高危上方者”押回市公安局。
警灯闪烁，警笛长鸣，警车载着刘玉婷呜呜呜呜地离开高速公路出口。让刘玉婷奇怪的是，警车不是开往市区，而是开往郊外，进了市二人民医院。市二人民医院是一所精神病医院，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哐啷一声，一道铁门打开，让白色金杯车开了进去，然后铁门马上关闭并上了锁。哐啷一声，又一道铁门打开，让白色金杯车开了进去，然后铁门马上关闭并上了锁。终于，金杯车在一栋白色的大楼前停下，刘玉婷被两个警察架下车，送到了二楼。
二楼出口有一道铁门，铁门前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保安。见他们过来，两个保安马上打开铁门，把刘玉婷接了进去，然后关闭铁门，并上好锁。交接任务完成，警察们离开了大楼。
喂，喂，你们到哪去，我要跟你们走，我要跟你们走！见警察走了，刘玉婷急得大声喊叫。一个警察回过头，说刘玉婷，你好好住院治疗，等病好了，我们再来接你！
我没病，我没病，我要走，我要走！刘玉婷扑打着铁门，想要出去。
听到敲打声，里面又走出两个穿制服的保安，过来一把扭住刘玉婷的手，不让他继续扑打铁门。几个保安一起，把刘玉婷往里面送。刘玉婷挣扎着，可哪里挣扎得脱，只能任凭他们往里面扭送。沿途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很像乡下猪栏屋里的那种气味。
到了办公室，几个保安紧紧子抓住刘玉婷的手，让他靠着墙站着。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模样的人走到刘玉婷的面前，左看看右看看，然后说有没有幻听？
刘玉婷连连摇头，说没有。
白大褂举起手，在她面前晃了晃，说有没有幻觉？
刘玉婷说，没有。
白大褂皱了皱眉，说心里是不是很烦躁？有没有想打人的感觉？
刘玉婷说，如果现在换成是你，你肯定也会很烦躁，你也会有想打人的感受。实话告诉你，现在我连杀人的想法都有了。
白大褂吓了一跳，后退了几步，说你犯得是典型的偏执性精神障碍，得赶紧治疗。
什么，自己得了精神病？刘玉婷激动了，挣扎着大声说，我清醒得很，哪有什么精神病？
白大褂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张纸，扬了几下，说这是市公安局送来的司法鉴定书，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患了“偏执型精神障碍”，得赶紧治疗，免得出去危害他人，危害社会。
原来是袁兵他们在害自己！刘玉婷更加气愤，抬起脚朝白大褂就是一踢，差点踢中他的裆部，骂道你们这样做，还有没有王法？我没有病，快让我走！
白大褂闪开了，指着刘玉婷说，到这里面的人，谁会承认自己有病？别犟了，快点配合我们，接受治疗。保安们相互示意，扑上去揪住了刘玉婷的手脚，把她抬到一间病房。
刘玉婷被几个保安揪住，哪里动弹得了，被他们摁到了铺上。这时，一个白大褂提着针过来，准备给他打针。趁他们松手的时候，刘玉婷猛地一挣，朝保安就是一咬，咬在他脸部。那个医生痛得“哎哟”一声，捂着脸部。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渗出。
见势不妙，几个保安人员重新把刘玉婷揪住，用手中的电棒一击，把她电倒在地上。他们扑上去，把她捆了个结实，抬到病铺上。那个医生莫了莫还在痛的脸，过去给她就是一针。刘玉婷马上变得浑身无力，脑子空空的，手脚使不出劲。见她“老实”了，他们把她身上的绳索解开，抬她到了一间编号为“211”的病室。
病室里有股很浓的骚臭味，六七个病人或坐或卧。见有新成员进来，有的留着口水冲她笑笑，有的拍着手掌表示欢迎。
刘玉婷朝她们傻笑了几声，因为极度泛力，她就近爬上一张病铺，想躺下去歇息下。刚躺下，一个病人冲到铺前，目露凶光，揪住她的头发就打。刘玉婷哪有气力反抗，只得用双手护着脑袋，任她厮打。
可能是打累了，那个病人终于松开了手，喘着粗气到一旁休息去了。
过了一会，在一个全副武装的治保人员的护卫下，一个很胖的护士进来，给病人们分发药物。她们都很老实，马上把药物吞了。刘玉婷也分到了一份，见她们吞了，她也学她们的样，一口吞了。
没有多久，她的脑壳昏沉沉的，舌头伸在外面，口极干，眼睛一直瞪着，全身不能动弹。到吃中饭的时候，刘玉婷才醒过来。
这药不是把人吃傻吗？到晚上吃药的时候，刘玉婷不吃了。
来，乖，把药吃了，病就好了。胖护士像哄小孩似地哄着。
刘玉婷别过脸去，不理睬她。
见自己的哄话不起作用，胖护士回头对护送的治保人员说，劳驾，帮个忙！
保安人员会意，拿起手中的电棒朝刘玉婷一戳。“哎哟”一声，刘玉婷全身哆嗦起来。
胖护士怪怪地笑了几声，说来，乖，把药吃了，病就好了。
刘玉婷连忙点头，说我吃，我吃。她接过药，一口吞了，连水都不要。
见达到了预期效果，胖护士很满意地离开了“211”病室，到其它病室继续履行职责。
听到刘玉婷的话后，杨氏父母马上警觉起来，说姑娘，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北京的大领导，这是法官判的，不关大领导的事。无论刘玉婷怎么哀求，杨家始终不肯向她提供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得到北京领导人的批示的信息。后来，刘玉婷才了解，郎市警方已经找过杨家，连哄带骗加威胁说警方会处理好他们的事情的，前提是不要去掺和刘家告状，否则后果自负。
见杨家不愿帮自己，刘玉婷决定直接去北京告御状，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上午11点左右，火车终于到了北京东站。刘玉婷背着行李，出了东站。刚出站口，她就感觉到有人盯梢。回头一看，她发现一个贼眉贼眼的中年男人不紧不慢地跟在她的身后。
刘玉婷有些害怕，急忙加快了脚步。可走了一段路，她发现那个家伙还是跟在身后。不能超人少的地方走了，得朝人多的地方走！她急忙往右一拐，朝广场快去走去。
毕竟是心脏地带，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见到那么多人，刘玉婷终于松了口气，开始观察那个跟踪自己的家伙。他还是紧紧地跟着，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侦探。难道，他是便衣警察？想到曾经在红色纪念馆碰过便衣警察，她的头脑中马上跳出一个词，让她惶恐不已。
遭了，如果真是便衣警察，那如何摆脱得了？刘玉婷左看右看，想找个可以脱身的地方。可是，偌大的广场，出了人来来往往之外，别无他物。情急之中，见旁边有个女厕所，她急忙走了进去。然后，她关好蹲位的门，急忙打开包，拿出一件风衣穿上，又把头发散开，戴上墨镜，昂着头大摇大摆地出了女厕所，拦了一辆的士，离开了火车东站。
透过玻璃，刘玉婷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疑似便衣警察还傻乎乎地守在女厕所门前。
终于摆脱便衣警察了！刘玉婷一阵高兴，她拿出地图，找到了国家信放局的位置，在宣武区永定门西街一号。因为担心坐的士要很多钱，她提前下了的士，想坐公交车去。
下了的士，刘玉婷向路人打听去信放局怎么坐车。好不容易，她弄清楚了，上了公交车。转了三趟车，她终于到了信放局所在地的附近。一下车，就有人迎过来，问她要不要住宿。
刘玉婷想马上去交上方材料，估计这事很快就会解决，哪里想到要住宿，马上表示拒绝。
午后，天气比较炎热，四周的人不是很多，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偶尔走过几个人，手里拎着文件袋或者背上背着行李包，边走边谈。再看两侧墙壁上密密麻麻贴着案情和请愿书，刘玉婷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上方村吧。
在路旁的小店，刘玉婷买了一瓶矿泉水，狠狠地喝了几口，感觉到心情好了许多。再看街道上，突然之间涌出许多人，三五成群，一对对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朝着一个方向涌去。一打听，原来是附近的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和政务院信放办到了下午上班的时间，上方的人也开始工作了——上方。
人越聚越多，像是乡下人赶集一样，很快，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小型闹市。其中，一段约莫100米长的接到最为热闹，三五成群，或坐或卧，或写诉状或感叹命运不公，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刘玉婷估算了一下，短短的街道聚集了三百到四百人。
再往前走，一条小胡同出现在眼前。胡同口有铁门，因为还没到上班时间，铁门上依然有一把打铁锁锁着。此时，人们已经蜂拥过去，挤在这条窄窄的胡同里。
这个地方就是被访民称作两办的地方，即中中央办公厅政务院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也就是国家信放局。胡同口外的马路上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警车，胡同口聚集了许多不像是上方人员的人。因为，上方者一般是底层老百姓，穿着褴褛，而这些人一般穿得像模像样。后来，刘玉婷才知道这些人是劫访人员，就是各地政府派出的拦劫上方人员的人。这些人员以乡镇干部居多，也有便衣警察，或者其它身份的人。
可能是因为刘玉婷看起来不像是上方者，通过胡同的时候，很多人打量着她，但没遭拦劫。这个胡同里，除了两办之外，还有宣武教育局等几家单位，进进出出的人不一定全是上方人员。所以，劫访者要对来往者作出一个判断，以免劫错了人，闹出是非。
随着人流，刘玉婷朝里面走了几十米，又有一群更加密集的劫访人员堵住了胡同。刘玉婷不懂，大步朝里面走去。那些人面面相觑，搞不清她是什么身份，不敢拦劫。正走着，人群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拽住了刘玉婷的肩膀，说这位女同志，你是哪里的？
这个时候，如果刘玉婷说她是北京人或者说在里面工作，甚至可以说也是劫访人员，他们通常就不会也不敢拦劫。很多上方者除了集体冲破围堵之外，还学会了一些防止被劫的小技巧。开始的时候，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说话径直朝里面走，后来这招不灵了，因为劫访者见不说话的就打。这些劫访者为了形成威慑力量，已经抱成一团，相互照应，共同起哄或者殴打上方人员。
可是，刘玉婷并不懂这些。见对方拽住自己，她眼一瞪，喝道，干什么？
对方愣了一下，说我问你哪里的？
刘玉婷本能地答道，江北省的。
人群马上像炸开锅似地，纷纷高喊，江北的，江北——随着叫喊声，人群中突然冒出三个人，一把抓住刘玉婷的胳膊，凶巴巴地说，江北哪个地方的？
见他们那个凶恶样子，刘玉婷已经害怕起来，但还是回答，说郎市的。
抓刘玉婷的人马上大声喊了起来，郎市的，郎市德尔，老谌——谌局长——
一个基层干部模样的人走到刘玉婷面前，细细打量了一下，没有说话。与此同时，那三个人拽着刘玉婷就往外拖。
刘玉婷急忙大声喊叫，说放开我，我要进去。
那伙人一边拖，一边说有什么话到外面说。
刘玉婷一边挣，一边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到了外面，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拿出工作证，说我是郎市信放局的副局长谌建伟，你是郎市哪里人？
刘玉婷扭过头去，拒绝回答。
谌副局长说，你是上方吗？
刘玉婷说，是的。
谌副局长说，你去郎市市委反映过情况吗？
刘玉婷说，没去过！
没有去过就是越级上方！你有权力上方，但没有权利越级上方！突然，谌局长抬高了声调，一副大义凌然状。
刘玉婷质问道，上方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力，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在这里阻止我上方？你凭什么在这里阻止我上方？
谌副局长恼了，大声吼道，凭什么？就凭我！我告诉你，你进不了，我既然在这里值班，你就进去不了！旁边那几个人又过去推刘玉婷，想把她推到距离两办更远的地方。
到了更远的地方，谌副局长又缓和语气，女同志，我让你学学信放条例，学完之后就可以让你走。实话告诉你，就是我不拦你，你进得去吗？这里面有三道岗，我要你离开，是关心老乡。我要是不管你，看你挨打不？跟我走，我带你去信放局！说完，他一示意。几个大汉过来，拎起刘玉婷就走，把她带到一辆喷有“安鼎护送”字样的白色金杯车前。
刘玉婷感觉到不对劲，忙说，我不要你们护送，要去我自己去。
话音刚落，两个身着黑着制服的年轻男子从车里冲出来，对她就是一吼，说快点上车，磨蹭什么！两个年轻男子所穿的制服在制式颜色上和特警制服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有个字，他们的肩章上写着“特勤”二字，而不是特警二字。
见他们面相凶恶，像不之辈，刘玉婷更害怕了，急忙转身离开。没等她开步，那两个年轻男子一把揪住她，像拎东西东西般把她拎进了金杯车。然后，那两个特勤人员分别坐在她的两旁，摁着她的双手，防止她跳车。
在车上，刘玉婷说，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少啰嗦，去了就知道。
刘玉婷大声抗议，说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
两个“特勤”恶狠狠地警告说，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囚车”(在刘玉婷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了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刘玉婷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
车越走越远，已经远离市区。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这是一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红色小铁门。此处共有两个出口，一处为一扇不到一米宽的铁门，从呆的地方通向铁门，需经过一个30米长的过道。过道不足一米宽，两旁有至少四米以上的高墙。另一出口就是刘玉婷进的入口，门上写有“外来人员禁入”的字样。
刘玉婷进去时，仓库里面已经关了约两百号人。因为新春刚过，气温还是很低，墙上虽然挂着空调，可很旧了，根本不产生暖气；被子又臭又脏，因为没有几，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初春，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才能勉强熬得住。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这样刘玉婷备受屈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
进去之后的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这样一来，所有被关押者暂时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一天、第二天，刘玉婷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饿得不行的她就去排队，想喝点稀饭，可排到尽头，却被告知没有。
你们要要不要让人活？刘玉婷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不服气上前嘴。这一嘴，马上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鼎安元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刘玉婷争辩，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刘玉婷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头破血流。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想再次向刘玉婷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见刘玉婷极不老实，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指着刘玉婷愤愤地说，老子要拘留你，你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刘玉婷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说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
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鼎安元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
即便刘玉婷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鼎安元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囚犯。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关押人有生意，鼎安元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鼎安元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据说，每个人每关一天，地=府要付给鼎安元200元伙食费。关一段时间后，鼎安元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当地政府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第五天下午，刘玉婷被押上了标有“鼎安元护送”字样的白色金杯车，说是送她回郎市。车上除了两个司机，还有四个眼露凶光的男特勤。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刘玉婷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首都北京到郎市市，一共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郎市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附近，郎市市公安局政委张宝珠带着几个人员在那里等。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鼎安元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高危上方者”押回市公安局。
警灯闪烁，警笛长鸣，警车载着刘玉婷呜呜呜呜地离开高速公路出口。让刘玉婷奇怪的是，警车不是开往市区，而是开往郊外，进了市二人民医院。市二人民医院是一所精神病医院，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哐啷一声，一道铁门打开，让白色金杯车开了进去，然后铁门马上关闭并上了锁。哐啷一声，又一道铁门打开，让白色金杯车开了进去，然后铁门马上关闭并上了锁。终于，金杯车在一栋白色的大楼前停下，刘玉婷被两个警察架下车，送到了二楼。
二楼出口有一道铁门，铁门前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保安。见他们过来，两个保安马上打开铁门，把刘玉婷接了进去，然后关闭铁门，并上好锁。交接任务完成，警察们离开了大楼。
喂，喂，你们到哪去，我要跟你们走，我要跟你们走！见警察走了，刘玉婷急得大声喊叫。一个警察回过头，说刘玉婷，你好好住院治疗，等病好了，我们再来接你！
我没病，我没病，我要走，我要走！刘玉婷扑打着铁门，想要出去。
听到敲打声，里面又走出两个穿制服的保安，过来一把扭住刘玉婷的手，不让他继续扑打铁门。几个保安一起，把刘玉婷往里面送。刘玉婷挣扎着，可哪里挣扎得脱，只能任凭他们往里面扭送。沿途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很像乡下猪栏屋里的那种气味。
到了办公室，几个保安紧紧子抓住刘玉婷的手，让他靠着墙站着。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模样的人走到刘玉婷的面前，左看看右看看，然后说有没有幻听？
刘玉婷连连摇头，说没有。
白大褂举起手，在她面前晃了晃，说有没有幻觉？
刘玉婷说，没有。
白大褂皱了皱眉，说心里是不是很烦躁？有没有想打人的感觉？
刘玉婷说，如果现在换成是你，你肯定也会很烦躁，你也会有想打人的感受。实话告诉你，现在我连杀人的想法都有了。
白大褂吓了一跳，后退了几步，说你犯得是典型的偏执性精神障碍，得赶紧治疗。
什么，自己得了精神病？刘玉婷激动了，挣扎着大声说，我清醒得很，哪有什么精神病？
白大褂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张纸，扬了几下，说这是市公安局送来的司法鉴定书，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患了“偏执型精神障碍”，得赶紧治疗，免得出去危害他人，危害社会。
原来是袁兵他们在害自己！刘玉婷更加气愤，抬起脚朝白大褂就是一踢，差点踢中他的裆部，骂道你们这样做，还有没有王法？我没有病，快让我走！
白大褂闪开了，指着刘玉婷说，到这里面的人，谁会承认自己有病？别犟了，快点配合我们，接受治疗。保安们相互示意，扑上去揪住了刘玉婷的手脚，把她抬到一间病房。
刘玉婷被几个保安揪住，哪里动弹得了，被他们摁到了铺上。这时，一个白大褂提着针过来，准备给他打针。趁他们松手的时候，刘玉婷猛地一挣，朝保安就是一咬，咬在他脸部。那个医生痛得“哎哟”一声，捂着脸部。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渗出。
见势不妙，几个保安人员重新把刘玉婷揪住，用手中的电棒一击，把她电倒在地上。他们扑上去，把她捆了个结实，抬到病铺上。那个医生莫了莫还在痛的脸，过去给她就是一针。刘玉婷马上变得浑身无力，脑子空空的，手脚使不出劲。见她“老实”了，他们把她身上的绳索解开，抬她到了一间编号为“211”的病室。
病室里有股很浓的骚臭味，六七个病人或坐或卧。见有新成员进来，有的留着口水冲她笑笑，有的拍着手掌表示欢迎。
刘玉婷朝她们傻笑了几声，因为极度泛力，她就近爬上一张病铺，想躺下去歇息下。刚躺下，一个病人冲到铺前，目露凶光，揪住她的头发就打。刘玉婷哪有气力反抗，只得用双手护着脑袋，任她厮打。
可能是打累了，那个病人终于松开了手，喘着粗气到一旁休息去了。
过了一会，在一个全副武装的治保人员的护卫下，一个很胖的护士进来，给病人们分发药物。她们都很老实，马上把药物吞了。刘玉婷也分到了一份，见她们吞了，她也学她们的样，一口吞了。
没有多久，她的脑壳昏沉沉的，舌头伸在外面，口极干，眼睛一直瞪着，全身不能动弹。到吃中饭的时候，刘玉婷才醒过来。
这药不是把人吃傻吗？到晚上吃药的时候，刘玉婷不吃了。
来，乖，把药吃了，病就好了。胖护士像哄小孩似地哄着。
刘玉婷别过脸去，不理睬她。
见自己的哄话不起作用，胖护士回头对护送的治保人员说，劳驾，帮个忙！
保安人员会意，拿起手中的电棒朝刘玉婷一戳。“哎哟”一声，刘玉婷全身哆嗦起来。
胖护士怪怪地笑了几声，说来，乖，把药吃了，病就好了。
刘玉婷连忙点头，说我吃，我吃。她接过药，一口吞了，连水都不要。
见达到了预期效果，胖护士很满意地离开了“211”病室，到其它病室继续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