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应有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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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徐平的话，赵祯点了点头，确实是这个问题。如果刘三嘏只是跟公主有矛盾，而没有任何作奸犯科的地方，在契丹面临生命危险逃到宋朝来求庇护，宋朝不管不顾地把他送回去，难掩众口，难平民心。
徐平道：“刘三嘏，本河间府人氏，其先没入契丹，流落北地。举进士，契丹圣宗喜其才学，妻之以女，为契丹附马都尉。是以，不可单纯视刘三嘏为契丹之民，不然则易失河北人心。百姓沦落异域，生活安乐，朝廷亦为之喜。艰难困苦，甚或身被刀兵，朝廷伸手可援，救其性命，岂可置之不理？此天下之义，义不可失。”
刘三嘏并不是契丹土著，他祖上是河间人，因为各种原因流落到契丹。契丹获得幽云十六州，这种人非常多，契丹统一称为燕人。包括契丹治下的汉人，还有一小部分如渤海人等其他民族。这些汉人归宋朝，应该是算作为归正人的，并不是简单的契丹人来逃。
既是政治犯，又是归正人，所以刘三嘏不能够简单地遣送回契丹。不然，宋朝就失了幽云十六州的人心，对将来恢复旧地不利。而且不收刘三嘏，还会让河北之民心寒。出于道义，如果刘三嘏不是归正人，或者说不是汉人，宋朝处理的手法就简单一些。可以让契丹约定人回去之后，不杀，不处以重刑，形成明文，再把人遣返。
吕夷简道：“昭文相公说的是，刘三嘏本是汉人，有难来归，岂可置之不理？此内外有别之大义，大义不可失！”
庞籍捧笏道：“臣闻华夷如一，皆天下之民也。今之所谓华人夷人，不过是周末之时的秦人、楚人，天下未混而为一，强分之而已。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信乃人君之大宝，立国之根本。与契丹已有誓书，不纳逃亡，大国不可言而无信。”
徐平暗暗叹了口气，他要严华夷之辨，严格区分自己人和外人，在朝中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跳出来反对得最激烈的，就是司马光，而司马光很多思想是来自于庞籍。并不是说庞籍指使司马光，而是由于言传身教，司马光自然而然从庞籍那里继承而来。
宋朝要改变旧制，争取天下的认同，首先就面临到一个对刚刚过去的唐朝如何认识的问题。这不稀奇，徐平前世要恢复传统文化，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要恢复明清，特别是清朝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的声音。宋朝这个时候，一样面临着要革除五代积弊，重行汉制，最先出来的也是重行唐制，继承唐朝文化的声音。
唐朝文化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严华夷之别还是华夷如一。唐太宗那一句“自古皆贵中国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不是随着唐朝灭亡就消失了，实际上一直被后世的一部分人所信奉。宋朝这个时候，深信不疑并付诸行动的，就是司马光。
反应在庞籍这些人的思想学说上，就是认为这个年代的宋朝、契丹，包括党项，跟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国一样，没有什么内外之别，贵贱之分。宋朝面对的，是能不能够再次让天下一统，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就这么被移植了过来。甚至在司马光这些人看来，外族建立的政权只要完成了大一统，一样是华夏正统。
深入了解这个时代，徐平认为这些人已经推开了近代化大门，正在进行思想启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年代的思想学说，给他的既视感太强了。华夷如一，不承认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别，认为让四夷汉化不道德，他前世实在见得太多，听得太多。
弱化民族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这个年代的庞籍、司马光这些人在做，他前世也有无数的人认为这才是普世真理。这样的后果，就是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等地的汉人人心，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成为了契丹之民。等到女真代替契丹，又成了女真之民。此后中原王朝面对异族入侵，无不承受这一苦果。先失去一部分土地，那里的人被同化，加强了入侵异族的办量，再次失去更多的土地，最终天下皆亡。
吕夷简和庞籍，针对华夷如一和华夷有别争论不休，中书的几位宰相暂时不说话。枢密院掌武事，同样也掌外事，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赵祯发话别人不好参与。
赵祯见争不出个结果来，对徐平道：“宰相执国柄，卿以为如何？”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无内外之别，何以凝聚人心？内外，国之内外，国本于民，民为国本。试问，天下之民视化外汉人为外人？还是自己人？臣以为，有视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视为自己人的有之。为政当顺民心，从民欲，民心如此，岂可置之不理！”
顺民心，从民欲，民为国政根本，这是几十年后朝野的共识。不管新党旧党，在这一点上没有分岐，包括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徐平不过是靠着前世的见识，先提出了几十年而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把政权基础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脱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么绝对真理，更加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变了，政治文化就要跟着变，不然就会离心离德。只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现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强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为世俗政权，凝聚力连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里还有脸面嘲笑说人家的文化落后。说别人落后，自己先得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行。
面对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优越感，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心里的天命观去掉。认为自己实行了什么制度，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绝对正确，无非还是天命那一套。
这种争论要想有结果，只能从民心去找根据，真理说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难道还有谁的真理更大一说？
说到民心民意，庞籍终于不再坚持。随便到街上问一问，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的占多数。民心不可欺，再坚持就过分了。
徐平道：“刘三嘏为归正人，本是汉人渊薮，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国之誓书，不可轻违，不然无法示信于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请其详列刘三嘏南来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当死之罪，则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于民即可。如果仅是夫妻争吵，而契丹公主挟势害人，则夺其冠服，送还契丹，留其人置之闲地，了却残生。可与契丹约，以后此等事，皆按此办理。如有本朝蒙冤难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护，也不必强求契丹送还。似此，后来必有假冒伪托，违法犯罪之人，逃到异国以求免死免罪。治国理政当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论即可，不为大害。”
正常的两国外交，必然要有不纳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条例。不加约束，大家都争相招纳对方的人，大多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遣返不能没有条件，全国都认为这个人不应该送回去，以遵守誓约为名，强行把人送回去，就会失人心。
徐平的办法很简单，先让契丹证明刘三嘏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如果罪证确凿，虽然是归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处置。如果没有，仅仅是夫妻闹矛盾，契丹公主仗势要取他的性命，则把他一切来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来。
这个年代礼教还没有形成，夫妻离婚，各自再娶再嫁稀松平常。契丹公主看着这个丈夫不高兴，杀了再嫁别人，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仅是夫妻矛盾，刘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信义，有义才有信，并不是严格遵照誓约之类的条条框框，就能取信于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时候，做些权变也无不可。
最终讨论过后，还是按徐平所说定了下来。庞籍提出派御史去审刘三嘏，看其有没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对。他犯什么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据什么去审？是按照宋法，还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断罪不合适，宋人用契丹法审案更加不合适。还是让契丹来定刘三嘏的罪责，宋朝斟酌，再决定怎么处置。
随着改革的进行，对于政治制度的争论渐趋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恢复唐制。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废殿试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庞籍的华夷如一也是，包括官制的改革，要求名实相符同样还是。
徐平的基本态度，是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中找启发，但坚决反对泥古。制度和政策应该因时制宜，时代已经变了，不必非要追求从制度上复古。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点了点头，确实是这个问题。如果刘三嘏只是跟公主有矛盾，而没有任何作奸犯科的地方，在契丹面临生命危险逃到宋朝来求庇护，宋朝不管不顾地把他送回去，难掩众口，难平民心。
徐平道：“刘三嘏，本河间府人氏，其先没入契丹，流落北地。举进士，契丹圣宗喜其才学，妻之以女，为契丹附马都尉。是以，不可单纯视刘三嘏为契丹之民，不然则易失河北人心。百姓沦落异域，生活安乐，朝廷亦为之喜。艰难困苦，甚或身被刀兵，朝廷伸手可援，救其性命，岂可置之不理？此天下之义，义不可失。”
刘三嘏并不是契丹土著，他祖上是河间人，因为各种原因流落到契丹。契丹获得幽云十六州，这种人非常多，契丹统一称为燕人。包括契丹治下的汉人，还有一小部分如渤海人等其他民族。这些汉人归宋朝，应该是算作为归正人的，并不是简单的契丹人来逃。
既是政治犯，又是归正人，所以刘三嘏不能够简单地遣送回契丹。不然，宋朝就失了幽云十六州的人心，对将来恢复旧地不利。而且不收刘三嘏，还会让河北之民心寒。出于道义，如果刘三嘏不是归正人，或者说不是汉人，宋朝处理的手法就简单一些。可以让契丹约定人回去之后，不杀，不处以重刑，形成明文，再把人遣返。
吕夷简道：“昭文相公说的是，刘三嘏本是汉人，有难来归，岂可置之不理？此内外有别之大义，大义不可失！”
庞籍捧笏道：“臣闻华夷如一，皆天下之民也。今之所谓华人夷人，不过是周末之时的秦人、楚人，天下未混而为一，强分之而已。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信乃人君之大宝，立国之根本。与契丹已有誓书，不纳逃亡，大国不可言而无信。”
徐平暗暗叹了口气，他要严华夷之辨，严格区分自己人和外人，在朝中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跳出来反对得最激烈的，就是司马光，而司马光很多思想是来自于庞籍。并不是说庞籍指使司马光，而是由于言传身教，司马光自然而然从庞籍那里继承而来。
宋朝要改变旧制，争取天下的认同，首先就面临到一个对刚刚过去的唐朝如何认识的问题。这不稀奇，徐平前世要恢复传统文化，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要恢复明清，特别是清朝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的声音。宋朝这个时候，一样面临着要革除五代积弊，重行汉制，最先出来的也是重行唐制，继承唐朝文化的声音。
唐朝文化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严华夷之别还是华夷如一。唐太宗那一句“自古皆贵中国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并不是随着唐朝灭亡就消失了，实际上一直被后世的一部分人所信奉。宋朝这个时候，深信不疑并付诸行动的，就是司马光。
反应在庞籍这些人的思想学说上，就是认为这个年代的宋朝、契丹，包括党项，跟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国一样，没有什么内外之别，贵贱之分。宋朝面对的，是能不能够再次让天下一统，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就这么被移植了过来。甚至在司马光这些人看来，外族建立的政权只要完成了大一统，一样是华夏正统。
深入了解这个时代，徐平认为这些人已经推开了近代化大门，正在进行思想启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年代的思想学说，给他的既视感太强了。华夷如一，不承认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别，认为让四夷汉化不道德，他前世实在见得太多，听得太多。
弱化民族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这个年代的庞籍、司马光这些人在做，他前世也有无数的人认为这才是普世真理。这样的后果，就是先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等地的汉人人心，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成为了契丹之民。等到女真代替契丹，又成了女真之民。此后中原王朝面对异族入侵，无不承受这一苦果。先失去一部分土地，那里的人被同化，加强了入侵异族的办量，再次失去更多的土地，最终天下皆亡。
吕夷简和庞籍，针对华夷如一和华夷有别争论不休，中书的几位宰相暂时不说话。枢密院掌武事，同样也掌外事，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赵祯发话别人不好参与。
赵祯见争不出个结果来，对徐平道：“宰相执国柄，卿以为如何？”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无内外之别，何以凝聚人心？内外，国之内外，国本于民，民为国本。试问，天下之民视化外汉人为外人？还是自己人？臣以为，有视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视为自己人的有之。为政当顺民心，从民欲，民心如此，岂可置之不理！”
顺民心，从民欲，民为国政根本，这是几十年后朝野的共识。不管新党旧党，在这一点上没有分岐，包括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徐平不过是靠着前世的见识，先提出了几十年而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把政权基础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脱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么绝对真理，更加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变了，政治文化就要跟着变，不然就会离心离德。只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现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强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为世俗政权，凝聚力连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里还有脸面嘲笑说人家的文化落后。说别人落后，自己先得有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行。
面对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优越感，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心里的天命观去掉。认为自己实行了什么制度，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绝对正确，无非还是天命那一套。
这种争论要想有结果，只能从民心去找根据，真理说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难道还有谁的真理更大一说？
说到民心民意，庞籍终于不再坚持。随便到街上问一问，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的占多数。民心不可欺，再坚持就过分了。
徐平道：“刘三嘏为归正人，本是汉人渊薮，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国之誓书，不可轻违，不然无法示信于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请其详列刘三嘏南来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当死之罪，则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于民即可。如果仅是夫妻争吵，而契丹公主挟势害人，则夺其冠服，送还契丹，留其人置之闲地，了却残生。可与契丹约，以后此等事，皆按此办理。如有本朝蒙冤难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护，也不必强求契丹送还。似此，后来必有假冒伪托，违法犯罪之人，逃到异国以求免死免罪。治国理政当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论即可，不为大害。”
正常的两国外交，必然要有不纳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条例。不加约束，大家都争相招纳对方的人，大多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遣返不能没有条件，全国都认为这个人不应该送回去，以遵守誓约为名，强行把人送回去，就会失人心。
徐平的办法很简单，先让契丹证明刘三嘏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如果罪证确凿，虽然是归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处置。如果没有，仅仅是夫妻闹矛盾，契丹公主仗势要取他的性命，则把他一切来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来。
这个年代礼教还没有形成，夫妻离婚，各自再娶再嫁稀松平常。契丹公主看着这个丈夫不高兴，杀了再嫁别人，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仅是夫妻矛盾，刘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信义，有义才有信，并不是严格遵照誓约之类的条条框框，就能取信于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时候，做些权变也无不可。
最终讨论过后，还是按徐平所说定了下来。庞籍提出派御史去审刘三嘏，看其有没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对。他犯什么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据什么去审？是按照宋法，还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断罪不合适，宋人用契丹法审案更加不合适。还是让契丹来定刘三嘏的罪责，宋朝斟酌，再决定怎么处置。
随着改革的进行，对于政治制度的争论渐趋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恢复唐制。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废殿试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庞籍的华夷如一也是，包括官制的改革，要求名实相符同样还是。
徐平的基本态度，是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中找启发，但坚决反对泥古。制度和政策应该因时制宜，时代已经变了，不必非要追求从制度上复古。